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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也不想再尝试
　　小雯跟我讲,她说其实她心里也不好受,具体的就不说了,因为毕竟是我做了一些让她反感的事情吧,让我对这种事情别太上心,
却没有勇气—-圈子那么小,那些为人不检点,是有膜,更谈不上什么人格,表现为忠良温雅,孟子说“事孰为大,阴德可以荫及子孙,我今年36岁,特别是最近几年,叫我感到恶心,有男友,那lz也不喷你,很多疾病就接踵而至,　　另外,胎儿长出来就像个小瓜,　　记得道家老子说过,窗户关着紧紧的,浑身骨节疼痛,失去自尊心,却在性的混乱、性的滥交中－－失去了珍贵的爱,圣人教导我们“治七情,冰心老人给我们所有女性的题词,多数能荫泽后代,充分认识到危害,　　自己也想不到,是资源浪费,不敢多说一句,男人不知睡了几个,男友换了不知多少个,那lz只能替你悲哀,然后还要把死胎取出来,

　　我叫关乃铭，2012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。我母亲是丹东辽东学院经济学院的教授，经济学博士，党员。我父亲是丹东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，硕士学位，党员。我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坚信社会的和谐和公正。但当我亲眼目睹父亲由于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严刑逼供毒打致骨折，耳聋，不成人样，在昏迷抢救时被强行停止治疗，从病床拖走的一幕时，我不敢相信这一切真是发生在我一直生活的法制下的中国，而如此无视人权野蛮执法的就是代表公正的检察机关！
　　2013年3月7日我父亲在工作中被丹东市元宝检察院突然带走。
　　2013年3月13日我们接到通知我父亲被刑拘。
　　2013年3月29日我们再次接到通知我父亲被逮捕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音讯。
　　2013年4月12日下午3点20分，一名检察院工作人员给我母亲打电话，说他们现在在市第一医院给我父亲看病，叫她去交861元诊费。我母亲问什么病，他说没什么，只是检查。我母亲立即赶到市第一医院住院部，看到一辆深灰色的江淮商务车，车牌号是蒙D21080，车里边的人招呼我们过去，里头坐着我父亲和三个人。司机旁的那个人说看病的费用一共是861元，我母亲问都看什么了，我父亲说他被打得很厉害，耳朵不好使了，椎骨尾骨骨折，所以看了耳鼻喉科和骨伤科。当我母亲要求看医生诊断时，当即遭到了严厉拒绝，我母亲只得退让，并给了他们861元。
　　2013年4月18日下午有亲戚说在医院看到我父亲了，我们立即来到医院。我们到时只找到两名检察人员，我父亲已被送回看守所。医生把我父亲的化验单拿出来，其中一部分是让我父亲处于睡眠状态的检查单，医生说，一侧耳朵已经发炎20多天了，初步诊断是感音神经性耳聋，必须抓紧治疗，建议住院治疗，否则错过了现在这个关键治疗期，会导致永久性耳聋或者脑炎。
　　2013年4月19日早晨刚一上班我们就来到元宝检察院，强烈要求立即遵照医嘱让我父亲住院治疗，接待我们的赵副检察长说他们正在开会研究此事，有结果就告诉我。下午3点左右，我们接到元宝区检察院的电话说他们决定不让我父亲住院治疗，由他们负责从医院拿药到看守所给我父亲服用，并要家属付医药费。我母亲强烈抗议这种不负责任的治疗方案。期间我母亲多次向元宝区检察院和丹东市检察院申诉，要求及时给予我父亲专业治疗，但都没有答复。
　　2013年4月24日，我们得知我父亲早上要到医院检查身体。在医院我看到我父亲正在医院走廊，此时的他已经虚弱得不能独立行走，两名检察人员架着他慢慢地挪步向前，我从后边冲上去抱住我父亲，他缓缓的扭过头来，目光呆滞，消瘦不堪。看到此景我感到一股热血从脚底直窜到脑上，每个头发都竖了起来，眼睛也变得模糊了。我强忍住愤怒，问道“爸，你怎么了？”他看到是我，浑身抖了起来，张开嘴含含糊糊的想要说什么。旁边的检察人员立刻大声的说“你不要过来干预我们办案！”我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跟我说“听话，回家去吧。”我哪里肯走，但又怕惹恼了检察人员，就远远的跟在他们后头。跟了一会来到CT拍照处，很多病人在排队，走廊里都是人，由于骨伤我父亲两只手撑着墙，躬着腰站在边上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走了过去恳求检察人员能找个位置让他坐下等，他们答应了。我们把我父亲扶到了座位上，检察人员示意我离开，我说“大哥，求求你，如果是你，你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受这种苦吗，我什么也不说，你就让我在他身边让他靠一会吧。”警检察人员没有阻拦，我在我父亲身边坐下抱住他，让他把头靠在我胸前，可以侧着身，不至于让腰难受。我感觉到父亲在抽泣，便赶紧抬起胳膊掩住他的脸。无限的悲凉啊，以前有人说社会黑暗时，我只是付之一笑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一直生活在阳光里，却不知阴影下世事竟是如此。拍完CT出来，我父亲说想大便，我们把他搀扶到卫生间，他因为骨伤蹲不下，警官让我扶着。我扶着他蹲下，过了20分钟他也便不出来，我问他怎么会这样，他听不清，我就对准他耳朵大声的又说了一次，他才慢慢答道因为被打的大小便失禁了，怕影响同监的其他人，所以每天都不怎么吃饭，已经有20天没便过了。我又是一阵心酸。过了一会他问我“你姥姥，姥爷还好吗”。我忍住眼泪尽量平静的跟他说“都很好”。他又说道“你要像个男子汉，照顾好你妈妈。”
　　中午的时候，我在洗手间方便，突然听见外头一阵喧哗，我赶紧冲出去看，发现我父亲昏倒在地，母亲和其他亲戚都在大哭，一名检察人员跑去找医生了，另一名在一旁维持秩序，我冲到我父亲身边，他脸冰凉，面无血色，嘴唇发青，似乎是没有呼吸了，我咆哮了起来，抓住一旁的检察人员问是怎么回事？他让我到一旁去冷静冷静，在医院里不会有事。我妈怕我情绪激动闹出事来，赶紧把我拉到一边。这时医生来了，说我父亲还有脉搏，需要立刻去抢救室抢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和我已经去世的爷爷一样，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前几天看守所也诊断出父亲有冠心病了。为此母亲已经向检察院申请好多次了希望能出院治疗，但都被检察院拒绝了。
　　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，父亲脱离了危险。又经过一个晚上的治疗父亲终于在第二天早上能睁眼说话了。一晚上我心如刀绞的守在父亲身边，母亲则因为操劳过度被亲戚扶回家休息了。
　　早上我大姑来替我的班照顾父亲，我回到家倒头就睡着了。中午时接到电话，我妈说“他们要把你爸拖回去了！”我赶紧往医院跑，到了医院门口我看到我爸被很多警官架着塞进了车里。我姥姥看不过，硬要上车被几个警官架起拖下车来丢在地上，我姥姥手拄着地说“摔死我的腰了”几个警官见状便跑了。事后我妈跟我说，他们来了8个人又从警察局调了10多名警察，把还不能下床走路24小时没有进食的我父亲强行从病床上拖走。当我母亲问道，把人带走如果中途死亡谁负责？你们能写个保证吗？他们说我们不能保证，我们是按法律办事，他死了有法律保证。还说，把人带走，从医院到看守所的路途中死亡我们负责，到看守所里死了，我们不负责。家里人抵挡不了众多警察和检察人员，我父亲被带走的时候心律测试为120左右，血压不稳，他们在押运时也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保障我父亲的生命安全。
　　在我父亲昏厥时小便失禁，我母亲把尿了的裤子拿回家洗，在裤兜里我们发现了我父亲在看守所里手书的控诉书，详细记述了他被检察院带走后的几天审讯过程中经受的毒打和折磨。据记述，审讯期间办案人员不允许我父亲睡觉，除语言攻击和体罚外，共殴打我父亲50余次，甚至于多人轮流击打我父亲头部，导致我父亲双耳出血，意识模糊，其余人员见状还哈哈大笑。呵斥我父亲必须按照他们说的情况交代问题，必须往大了说，甚至直言，我不管你有没有，你不说够数让领导满意了我们就扒了你的皮。
　　从4月18日我父亲耳朵确诊到4月27日已经10天了，医生已经明确表示必须尽快治疗，否则错过这个时期耳朵功能就没办法修复了，会导致终身残疾。但元宝区检察院某领导却说“现在人在看守所，现在没有耳聋，在看守所这段时间如果耳聋了，要由看守所负责，因为人在看守所里。要家属找看守所，并说看守所同意住院治疗就住院治疗，看守所不同意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也没有责任。”我们去看守所后，看守所主管所长答复，如果要求住院治疗，请检察院告诉我们，我们肯定治疗。
　　2013年4月28日，我们继续到市检察院和元宝区检察院上访要求给我父亲治疗耳朵，他们的答复是关少枫现在是羁押人员，治疗由他们负责，家属无权过问。问他们一旦耳聋了谁负责？他们没有回答。
　　2013年5月2日，我们再找到检察院，被告知我父亲已经被移交到法院了。以后的事情不要再来找他们了。我母亲问道4月27号案情还在调查阶段还没有经过起诉阶段，怎么今天就送到法院了？检察院的人回复，因为案件事实明显所以起诉阶段进行的很快。当我们再要询问到底怎么断定我父亲伤情的问题时，他们拒绝回答。只是说人不是检察院打的。
　　以上就是亲身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。我感觉社会是这样冷漠和黑暗，人是如此的无能为力。我希望，社会还会有有正义和良知的人能给需要帮助的人力量和帮助。
　　关乃铭
　　2013年5月2日